一般概念上的知识改变命运，先不论其似是而非，就说这知识怎么得来的，就是一个被忽略的根本性问题。因为知识改变命运的完整叙述应该是，如果能够得到知识，那么就可能甚至肯定可以改变命运。如果得不到知识，没有知识，自然就改变不了命运。所以如何得到知识是重中之重。

一般概念上得到知识的途径自然是教育和学习。最好的办法就是有良师，还得有实践的条件。其次的办法就是有好书，有系统的总结指导。缺点是比较呆板，缺乏互动。而学校其实多数是庸师加比较好的书。学校老师更多是助教角色。是浪大管饱的低档普及货。

无论如何，获取知识必须建立在有效沟通上面。而人类沟通的最主要方式就是语言和文字。甚至进一步到更深层的领域，也必须先学会该专业方向上相应的基本词汇和概念。否则完全没有进一步了解的可能。但是另一方面，也必须认清语言文字只是信息（知识）的载体，而不是信息（知识）本身。

而学习本身其实是一项非常重大的投资。相当消耗资源。现代社会已经高度发达。养活孩子其实已经非常容易。但是教育孩子的成本却水涨船高更。这就是为什么现代社会生育率反倒随着经济增长而下跌。

所以知识改变命运的更完整公式是，如果能以较低成本获得知识，而最终以较高价格卖出知识，那么命运就改变了，因为发财了嘛。如果苦读二十年，找不到高薪工作，更倒腾不出来第一桶金，那就赔大发了。那么也是知识改变命运，只不过是负数的。现代人少生不生，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很多教育的成果，主打一个入不敷出，得不偿失。

换句话来说，如果市场对知识或者至少某些方面的知识有需求，那么拥有迎合市场的知识才有改变命运的可能。学知识就如进货，很多时候也是在预测，在押宝。很多时候也很可能砸在手里，成为回字的四种写法。不投资就肯定买卖黄了。投资也可能更亏得底掉。而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就是企业要不断转型，适应市场的变化。

比如说简化字和普通话的推广，对教育和知识的普及，是否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呢？实事求是地讲，起到了一定次要的推动作用，和主要的阻碍作用。真正起到对教育和知识普及推广，起到主要推动作用的是改革开放。

普通话的普及，显然是改革开放以后，大规模人口流动带来的结果。以前普通话被称为官话，就是因为只有有流动权的官员及其附庸，和少量商人才有说官话的需要。甚至很多官员也只认字，不会说。

实际上时至今日，普通话依然是官话。虽然早已不是官员特有的话，但本质上依然是官员强制推行的殖民语言。如果真正以工商利益为导向的话，现在的普通话应该是粤语，沪语，日语或者英语。总之是更先进文明的语言。别以为这是天方夜谭。普通话的真正普及也不过是两三代人的事。

简化字相对没那么明显一点。但是在改开以前教育的普及也进展缓慢。文革期间还大幅度倒退。说白了就是社会主义文明秩序的扭曲下，知识改变负命运。有知识的越多越反动。没知识的饿着肚子学两本书，也多挣不了公分。高考的恢复，其实就给当年科举一样。最多也就让极少数人有点机会。根本不足以推动普及教育和知识。

只有改开带来的全球化大势，造就了全面的机会。大量的农村人口得以变成城市人口。作为更先进的文明社会，成为工人，成为市民，显然需要比当小农更多的教育和知识。同样也可以提供更高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期望，来使得教育的投入和知识的学习变得更有利润。顶尖高考和科举一样，集中力量可以让极少数人暴富。但是对绝大多数人来讲其实是遥不可及的彩票特等奖。而普通的工作机会，反倒更能够提高产出投入比的安慰奖期望。也使得义务教育变得可行。而大学扩招就等于发行更多彩票，却不能同时增加奖励，结果稀释了中奖期望值。本质上就是作弊。结果就如当年知识青年要上山下乡一样，现在大学生也纷纷要求抢着送外卖。这都是知识没有市场的结果。所谓教培就是博彩猜号学。

所以有没有一个较为先进的文明秩序，能够鼓励开拓进取，能够让更多的人先发明发现知识，发现发明让知识变现的产业，然后知识才存在，才有被获得的意义（利润），社会才能滚动向前。其实仔细想一想。1979年以后的恢复高考，改开是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效益。但是难道1949年以前，不就是已经在改开的状态嘛？歌颂改开的伟大成就，民族复兴。可是如果没有让左派当权，是不是就无所谓复，而是一直兴了呢？甚至也许直接简化为字母语言文字，从而能更直接地接触更多得多，更准确地多正确地多的信息（知识）呢？甚至催生更合人口比例匹配的原创知识呢？真是命运决定了知识的接触范围啊。

其实所谓白话文（现代汉语，中文普通话），和所谓古文（古汉语，严格地说是有字无语）的关系，比英文和拉丁文的关系也差不多。现代中文可以不太夸张地说，是古文的字（符号），满语的音，日语的词（现代概念的汉化），英语的义（现代概念，真正的知识）。从扫盲角度出发，直接到英语比硬加个二传手要好。普通话是根铸铁的拐棍。这也是一九二七年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