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很多年以前发生的事情，我在美国生活十年后我第一次回国，弟弟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接我。久别重逢，他没有问我这些年的生活，而是兴致勃勃地带我参观机场：宏大的空间、明亮的大厅、崭新的设施。他讲了很久，最后问我一句：“美国有这么大的机场吗？”
我愣了一下，只能如实回答：我去过的地方不算多，美国的机场有大有小，也许最大的我还没见过。正想解释，美国幅员辽阔，长途出行多依赖航空和公路，每天航班数量惊人，他却直接打断：“你没见过世面没关系，美国不可能有这样的规模。”
他从未出过国，但语气却笃定得不容置疑。那一刻，我意识到，久别重逢的问候突然成为了这样的主题，我们之间的对话很难继续下去。回家的路上，他的话题变成了对美国的全面否定——吃的不如国内，娱乐差得更远，除了居住条件略好，几乎一无是处。我一路沉默，没有反驳，听起来仿佛美国连最贫穷的国家都不如。
几天后，我渐渐适应了国内的环境，也尝试与他进行一些理性的交流，希望分享一些我在国外的见闻。但几乎每一次，都以争辩告终。他强调北京、上海“一个星期建一座大桥”，深圳“一天一层楼”；我想到一些工程质量的问题，尝试用自己的经验去补充一些细节，但很快发现，这些努力没有意义。因为他的判断，并不建立在可被验证的现实之上，他的全部信息来源是电视新闻和经过筛选的网络内容，他总能找到更多“权威说法”来反驳。
有一次，他带我去健身房，指着器械说：“这些都是美国专门给中国定制的，美国人自己根本用不起。”我解释说，美国的健身房也分档次，本土生产的设备当然首先满足本国市场。他反问：“你亲眼见过吗？”我说我家的住处与高档的健身房太远，我每天只去我家附近的 YMCA。他笑了，说：“那你已经回答我的问题了。”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有些问题并不是为了求证，而只是为了印证既有的结论。
最近我与一位和我关系密切大学同学的通话中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我们一起上大学五年，而且毕业后一直保持很好的关系，而这个话题造成了我们之间巨大的分歧。他在新闻里看到，美国有人因为付不起能源费用，被停断煤气后冻死在家中。他带着一种“早已知晓答案”的语气向我求证。我告诉他，能源价格确实上涨明显，也确实有人负担困难，但政府通常会提供补助，并没有听说大规模“冻死人”的情况。他却反问我：“美国人怎么这么穷，这点钱都拿不出来？”
我试图解释中美消费习惯的差异：中国人更倾向储蓄，而美国人更习惯信贷消费。我举例说，我举了一个例子，我去海边度假的时候，如果我们常去的住的能看到大海的酒店，原来一百多块一晚却涨到六百多，我会考虑更换其他的酒店，但很多看起来没有我们富有的美国人，掏出信用卡就住下了。不管我如何解释，这位老兄就是不理解为什么美国人穷的交不起煤气费。看来文化和习俗的差异，很难对一个生活在国内的人讲清楚。但这些解释，在他看来都毫无意义。实际上他无法理解的，不是事实本身，而是另一种生活方式。那些在美国交不起煤气费的美国人，也许每个月的收入比他高得多。
这位老兄也问了我一个问题，美国的天气预报是否特别不准，我根据我个人的经历，实话实说确实有时候有误。他回答说，中国的天气预报准确率相当高，设备都是美国制造的，但是因为成本太高，美国的天气预报部门没有钱买，高档的设备是为中国量体裁衣定制的。
谈到社会治理，他说中国效率更高，因为“破案更快”；他举的许多例子却是我不能苟同的，他更嘲讽美国办案效率与国内的无法比，有的案件拖几十年。我想起我上大学的时候看到的一个国内的案例。大概是河北省的一个小城市发生了一次人为的爆炸案，三处爆炸在一个小时内发生，人员伤亡了不少。新闻上说在省和市公安局的侦破下，第二天就把罪犯抓到了，很快开了公审大会，把罪犯枪毙了。后来听那边的朋友说，那个所谓的罪犯是个哑巴，根本无法为自己解释什么，另外三个爆炸地点相距很远，那时又没有手机或任何遥控装置，而且罪犯也没有汽车，骑着自行车不可能在一个小时内赶到三个爆炸地点。我只能简单的解释在美国这方面确实程序复杂，但冤假错案还是很少，人的生命是最重要的。 但这些话往往还没说完，就被打断，或者被新的论点覆盖。他强调美国最不在意人民的死活，涉及到公共安全，他强调美国的枪支问题与社会混乱。他在新闻里看到，一个六岁的孩子开枪把妈妈打死了，罪恶的枪支怎么能交给一个孩子？我并没有否认美国的问题，相反我承认它们真实存在。我也承认美国确实在社会上有几亿条枪。枪在好人的手里可以保护自己，枪在坏人手中当然是作恶的工具，但美国的宪法在建国的时候就是这样制定的，在民主的社会中，一个公民不应该有惧怕另一个公民的权力，每个人都有权保护自己的家庭和财产。我特别提到，疫情的时候，大白们可以用铁棍焊死你家的房门，这种情况在美国没有发生过，因为美国人可以根据宪法，开枪保护自己的家人和财产。他马上反驳我说美国政府不是个负责任的政府，为了能从卖枪的公司收税，就拿疫情中死亡的比例来说，美国在疫情期间死了几百万人，中国人只是很少的几个，在中国生活是最安全的。看来我们之间不仅是距离的差异，更是认知体系的断裂。我们生活在美国或其他民主社会的人习惯于从多元信息中拼接现实，接受不确定性，也接受矛盾；而他长期只接触单一来源的信息，他并不会觉得自己信息不足，反而会产生一种高度确定的认知安全感。这种确定感越强，对不同声音的排斥就越本能。
这些年，这种情绪并没有消失，反而在不断放大。我有个小学同学微信群，班里二十九个人，只有三个人住在国外。我们大部分的小学同学都没有上大学，有的做卡车司机也有售货员，也就是美国的蓝领行业工人。小学同学们特别怀旧，只要是我们国外的同学回国，他们都来聚会而且国内的每个人出一百元人民币，找个有规模的餐厅接待我们这几个远道而来的老同学。，我们三个住在国外的人，有一个同学在英国居住，他已经失业很久拿着社会救济，大部分的时间住在国内。我和另一位同学在美国，回国的次数不多，基本在微信群中与大家叙旧。我那位同学有次偶然提到美国的某些优势，几分钟内就遭到围攻，从观点反驳迅速升级为人身攻击，最终她选择退群。
我真正开始了解愤青倾向于发疯的爱国，特别情绪化和不理智，但我从没想到这些发生在我的朋友和同学中。他们表现的冷血和义和团似的蛮不讲理，用极端的思想思考问题，蛮不讲理，我觉得我实在的无奈，我放不下友情，但也无法接受那些恶意的语言攻击。
这种变化，其实并非一夜之间发生。早在2008年，我就隐约感受到这种倾向，也写在我那时的一篇博客中。那一年，我接待一位国内朋友，陪他去尼亚加拉大瀑布。一路上，他不断贬低美国。我随口说，美国高速公路设计合理，长时间驾驶也不易疲劳。这句话引发了长时间的反驳——从工程质量到国家发展，无一不被否定。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们把空水瓶随手扔出车窗。我没有从道德上劝说，只提醒可能被罚款。对方却掏出一叠现金，问我：“够不够？”那种自信与轻蔑交织的态度，让我至今难忘。
很多时候，人们会把这种现象简单归结为“情绪化”或“不理性”。但如果换一个角度看，也许更接近事实的解释是：在不同的信息环境中成长的人，看到的，本来就是两个不同的世界。而真正让人无奈的，不是分歧本身。而是当分歧出现时，我们已经失去了对话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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