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87年：在回望中景仰（ZT）

陈斌

西南联大校徽

2000年8月，张曼菱将费孝通、宗璞、梅祖彦（梅贻琦之子）、闻立雕（闻一多之子）等一批西南联大师生及家属请到昆明，请他们一一确认了当年生活的旧址。跨越五十多年的故地重访，遥忆当年，睹物思人，感慨万千。

1998年，张曼菱启动了西南联大纪录片项目，先后采访联大相关人物200多位，包括中国社会学学科奠基人费孝通，著名数学家陈省身，“两弹一星”功臣朱光亚、王希季，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著名哲学史家任继愈等，形成了珍贵的第一手访谈视频和文字资料。2003年，纪录片在央视播出后，立即引起轰动。

去年，张曼菱出版了《回望：西南联大沉思录》一书。全书分为人物、话题、纪念、一所战时大学的“形”与“神”四个专题，张曼菱通过访谈，渐次拼接出梅贻琦、闻一多、刘文典、邓稼先等西南联大重要历史人物的真实面貌。同时，她还仔细搜集和认真求证，厘清了一些历史争议。读着张曼菱的这些文字，西南联大的轮廓逐渐清晰，脑海里陡然跳出梅贻琦的那句话：大学之大，非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

《回望：西南联大沉思录》 张曼菱 商务印书馆

“有骨头”的读书人

湘黔滇旅行团教师指导团成员，前蹲者是闻一多。

关于西南联大的著作，总是百看不厌。每每读到这段令人热血沸腾的历史，脑海里总会浮现出这样的一幕幕：在湘黔滇的崇山峻岭中，一群斯文先生与年轻人，三五成群，结伴而行；在昆明的日军炸弹声中，教授与学子纷纷奔走避弹，稍有间隙便掏出书本；面对物质的极度匮乏，教书人与读书人边学习边谋生……

通过对多人回忆的拼接，世界教育界史上罕见的“衣冠南渡”逐渐褪去历史的尘埃。历史的镜头拉回到1937年底。南京沦陷后，武汉亦频遭日军空袭，由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共同组建不久的长沙临时大学（后改称为“西南联合大学”）再遇危机。是上前线还是继续读书？爆发在长沙临大的激烈争论，后由钱穆做了总结——“要为国家保住读书的种子，用上前线的激情来读书，‘读书也是救国’”。当局决定，西南联大迁往云南昆明，但又认为，“如果全体人员都从海外转移，将是一种耻辱，必须有一支人马代表学校，从还存在着的国土上走过去”。

面对即将开启的湘黔滇长途跋涉，曾极力倡导“士人”品格的近代诗人闻一多说：“去吧，去认识我们的祖国！”他带头加入到“湘黔滇旅行团”。徒步绝不是游山玩水，风吹雨打，山路崎岖，绝非常人所能及，加入者必须有较好的体魄。有学生加入是因为经济困难，无法承担绕道越南的旅费，也有的则是“志之所向”，比如任继愈。当年的“湘黔滇旅行团”，计有教师11人，学生284人，在1938年2月20日离开长沙，至4月28日抵达昆明，前后历时68天，行程3500里。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对于这次艰苦的行走，并不像今天人们所想象的那样蜿蜒壮观，实际上是合中有分，即北大、清华和南开师生各自结伴。这次“旅行”，同时又像是一次深入中国腹地的研学。师生们第一次深入到西南社会底层，亲眼目击了西南社会的文化、经济及生活现状，对中国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当年还是清华助教的植物学家、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吴征镒更是边走边收集植物标本。

张曼菱了解到，“湘黔滇旅行团”并不是一次孤立的旅行，读书人的风骨热情也大大感染了沿途民众。师生所到之处，常常引起当地民众的高度关注和热烈欢迎，许多地方更是尽可能地为师生提供便利。“在一个偏僻的小县城，县长贴出布告，称这些路过的大学生是‘振兴民族的领导者’，要求当地人为他们提供干净的住处。而一位保长在集市上敲锣，传令乡民们不能涨价，因为有学生老师要路过和购买。”

“烽火读书”的磅礴热情

从1938年4月2日长沙临时大学更名为西南联合大学，至1946年7月31日三校联合结束，西南联大前后仅存九年。但就是这短短的九年，却树立了一座难以逾越的教育丰碑：截至今天，西南联大学子中共有2位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李政道），5位最高科学奖得主，8位两弹一星元勋，154位中科院院士，12位中国工程院院士……

一堆耀眼成就的背后，却是当年联大师生的“烽火读书”生活。跑警报，是西南联大的教学常态。据不完全统计，从1938年至1944年，昆明共遭遇日军29次轰炸。根据火箭专家王希季的回忆：“跑完警报照样上课，照样工作。跑警报那个地方，课是不上的，回来补。自己跑警报，你带的东西可以做作业。”炸归炸，学归学，炸弹无法阻止师生的脚步。

抗战年代，几乎什么都缺，而辗转数千公里的西南联大，教材更是奇缺，但教授们不等不靠，各思良策。翻译家赵瑞蕻回忆：“战事倥偬之中，上燕卜荪的课，让人恍然觉得如秦火之后，天下无书，儒士背诵整部经书授徒。”据数学家江泽涵之子江丕权、江丕栋回忆，他们的姑夫胡适从美国给父亲寄了一本新出的拓扑学著作，书到昆明，算学系的所有人都来手抄。朱自清、王力、闻一多等人为节约纸张，更是相互传看手稿；当听说有学者回国，“吴大猷马上安排他（李政道）与这个人谈话，讲国际科学前沿的研究动向”。

生活条件更是艰苦异常，但没有人放松对教学和学业的要求。上至清华校长梅贻琦，下至学生个人，几乎都会面临难以想象的生活困难。为贴补家用，梅贻琦夫人学卖“定胜糕”的故事广为流传。许多教授也自强自立，或兼职、或码字卖钱、或刻字补贴家用。一些学生则在当地中小学校兼职。张曼菱曾听父亲讲起，西南联大老师的鞋帮和鞋底分开后，拿绳子捆在一起接着穿。为节约生活成本，一些教授不得不带领家人在远离校区的地方生活，每周都要进城去上课。据江氏兄弟回忆，江泽涵是坐船、周培源是骑马去昆明市区的联大校舍上课的。而为了能够找到一个读书交流的所在，一些学生还聚在茶馆，以最小的花费，开展茶馆沙龙。

直到今天，西南联大的严谨治学态度依然令人敬佩。艰苦也没能成为当年降低教学标准的理由，“在联大的每一个学期，严格的筛选都在进行着。学分不够，就留级；再不够，就退学”。杨振宁到美国一流大学后，居然“没有感觉到我们落后，西南联大这些学校的教师对教学的态度都很认真，比起美国今天最好的大学的老师教本科生的态度，平均来讲要好”。顺着这一视角看去，西南联大得以培养出如此规模的大师，绝非偶然。

日渐清晰的历史细节

张曼菱呈现的历史细节丰富而又饱满。书中，她除了仔细梳理整起事件的脉络，还本着严谨的历史态度，以详实的事例和数据，厘清了一些争议。

对于一些人鼓吹的“越艰苦越出成果”的高调，张曼菱坚决予以批判，认为“这是完全不能成立的。西南联大的成果并不是‘日本人打出来’的，而是靠‘吃老本’。如果没有日本人的野蛮入侵，（上世纪）40年代的中国大学正处于一个黄金发展时期”，“实际上因为战乱，辍学的人很多，8000学生毕业不过约3000人。科研几乎停止，本应从事学术前沿研究的教授都投入了本科教育”。张曼菱认为，如果没有战争的生灵涂炭，历经五四运动洗礼的中国教育，极可能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机。

众所周知，西南联大由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共同组成，三校师资力量的被动融合，学术交流更为普遍。物理学家沈克琦回忆，在物理课中，各位先生有的偏重热力学，有的偏重电学，有的偏重粒子，都开出很多的参考书，让学生去深挖，这就叫作“开窗户”，可以各自发挥，各有倚重，并不是按照教学大纲照本宣科。但三校并不是简单地整合成一所大学，尽管名义上如此，实际合中有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在昆明各自设立办事处，保留着各校原有的某些行政和教学系统，负责处理各校自身的事务。再比如，因有庚子赔款退款，清华教授待遇相对要好。在招生方面，三校虽采取联合招生，但对此前的老学生采取的依然是老办法。

通过本书，张曼菱还对学界由来已久的几个争议进行了一一澄清。对北大、清华和南开的三位校长，即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她也做了剖析，直言不讳地指出，梅、蒋二人有时会撂挑子，而蒋因为侵占学校资源曾为师生诟病。此外，对于西南联大校歌的作词，通过分析多条不同线索，张曼菱最终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词作者应为罗庸，而非冯友兰。

厘清这些细节，有助于还原一个真实的西南联大。在真实的历史面前，那些大师级人物性格各异，纵使有些瑕疵，依然令人心生景仰。

（转自《北京晚报》2025年1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