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工资制度，发钱好歹有个标准了，省委书记们再跋扈蛮横，也不会喊秘书“明天替我到银行拿些钱了”，儿子到哈军工读书，每月还是老婆喊秘书“给三儿从书记的工资中寄多少元钱去”。
至于住房，一解放进城，那些喜欢蹲在板凳上捧着大海碗呼噜呼噜喝粥吃面条的高级军官，也知道比如上海高安路康平路的花园洋房真TM是舒服，除了蹲坑是一生的挚爱，外插一句， 王近山下放到黄泛区农场，因腿受过伤不能“蹲”而带了一个“坐”架，而被革命群众好一顿批判。
所以就定个规矩，住房由不得新贵们自由“选”择，， 其实这还是建政初期执政者也想把部分“待遇”限制在“笼子”里， 这就是一个例子。
但是，工资可以全国一个标准，住房却无法指定统一标准，上海可以规定正局以上干部多少多少平方的带卫生设施的房子，这个标准完全无法落实到某些省份的省会，更没法说到了地区一级的城市了。
但是， 省会地区局级住房的品质不能和上海比，住房面积恐怕上海就不能和省会或地区比了。
1959-1962那三年幸福时光之前，普遍供应很好，随便买，高级干部的工资吃香喝辣不在话下，虽然已经有了“特供卡”， 但拥有者未必想得起来去用，随着形势一天比一天好，鸡鸭鱼肉似乎越来越少，高干老婆（包括高知，那时， 老共还算对得起高知）想起那张卡了，作用之大，自己有数， 不过， 还在当时平头老百姓很多真的不知道世界上还有那张特供卡，一个忽悠传闻着“毛主席开始不吃肉了”，于是阿狗阿猫自己没肉吃也热泪盈眶以为高级人物与“咱们同甘共苦”了，直到毛主席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字报揭发出那种特殊化， 老百姓恍然大悟， 揍他们！结果呢，揍得最厉害的张三李四，就成了三种人。
说白了， 咱不能和国外横向比，要比也得与自己历史比一比， 老共的高级干部，也不比封建王朝的达官显贵特殊到哪里去。
也是文革揭发出来的， 李井泉同志说：“哪朝哪代，没有饿死人的”？
彭真也说过：“到哪儿我也得比别人多吃一些”。
陈云同志在延安说：“毛主席一天吃一只鸡，是中央交给毛主席的任务”。
这些都和工资差别没有什么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