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事件发生时，我13岁，想陪着去温都尔汗也万万轮不上我，哪还有资格有机会陪他上什么山？说准确了：陪林彪上山是在1963年春，那年我5岁。
佘山，位于上海市西南。那片丘陵山地海拔不过百米，誉称：九峰十二山，其中比较著名的是佘山、辰山、天马山。如今是上海的后花园。在佘山的西山之巅，有座由法国传教士始建于1871年的天主教圣母大教堂，号称远东第一大教堂。旁边还有座1900年建成的天文台，曾为亚洲之最。还有一座1904年建成的地震基准台，是国际地震地磁动态监测系统的重要节点。
不得不佩服那些法国传教士的脑洞清奇，传播宗教信仰的殿堂与研究自然科学的机构互为毗邻于同一山顶，是想让信徒们在接受了洗礼之后再通过高倍望远镜去窥探一下上帝的行踪？还是想借用地震仪来感受一下撒旦的心跳？细思极惑。
与那座地震基准台，自其建成后50多年来运行稳定，直到上世纪60年代初，其监测数据突显异常，不断出现的高频率震波使监测人员怀疑上海地区是否正面临强震风险？抑或是地震仪失灵了？
当然不是，地震仪很灵的。确实有地震，人为的地震。从上世纪50年代中开始，解放军工程兵部队在那一片山地里大规模集结，他们开山钻洞，日以继夜，拟将山体掏空，建成华东最大的军事工程，内部暂定名为“集团军中央指挥所”，堪称中国的“马奇诺”或“奇格菲”防线。该工程以天马山为中心逐渐向周边扩散。山里的老百姓被尽数迁走，方圆百里被设为军事禁区。天马山上有一座宋代的斜塔，叫“护珠塔”，其倾斜度超过比萨斜塔，如今还在。小时候我哥带我穿入禁区看过那座斜塔，只见塔身残破不堪，周边乱石嶙峋、一片荒芜，山道旁边堆满了开挖出来的碎石。古塔历经千年风雨又在这地动山摇的震撼中居然屹立不倒，的确堪称奇迹。不知这“护珠塔”能“护住”些什么，但它至少护住了自己。
随着工程范围逐渐向佘山靠近，地震台的监测人员及传教士们也终于弄明白了：附近的军队在炸山放炮。地震台和教会通过主管部门多次与军方交涉无果，便拐着弯子包括利用外交途径向北京高层“投诉”。直至惊动了周总理。自新中国成立后，佘山上的三大建筑与相关设施均已收归国有。
中国与西方长期交恶，久难破冰，唯有法国跟中国还算友好，当时的法国总统是戴高乐，中法正在酝酿建交，何况那地震台原本就是服务全球的，其地震监测与地磁动态数据长期与国际科研机构分享。周总理当然不会小视，他当即致电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嘱弄明情况。许世友却大咧咧的说：“几个洋和尚唧唧歪歪，我派个工兵排去，不就解决了嘛！”
他这一句话至少有三个误判：一是当时佘山早已经不是“洋和尚”当家，充其量是些个假洋和尚；二是地震台已归属中科院，跟真假洋和尚都没关系；三是“派工兵排去”，是要工兵们扛着炸药包去？周总理一听就火了，斥之为“胡闹！”林彪当时正好在沪杭两地养病，周总理与其电话沟通后，林彪表示可以亲自去佘山看看，究竟是周总理要求他去还是他主动要去？不好判断。
自该项军事工程开工以来，彭德怀、罗瑞卿等众多将帅曾多次前来视察，每次都搞得声势浩大，让部队夹道迎送，而林彪作为国防部长，即便身在上海，也从没去看过。于是，许世友直接电话通知我爸，务必做好安保接待。我爸是该防区的长官，又是许世友的亲信部下和不二酒友，许世友也省得通过警备区再绕弯子。
我爸听明缘由后嘀咕了一句：“不就是个探测仪器吗？让他们搬个地方不就完了嘛！”跟司令官的第一反应高度一致。许世友说：“你少跟我胡说八道！我刚挨了总理批评的。”我爸便不再多嘴，问：“您不过来吗？”许世友说：“我没空！林总只是要个向导，警备区那边我都没通知。”我爸又问：“那，要不要通知工程部队的同志一起陪同啊？”许世友说：“不需要。工程情况你该知道啊！要是林总问，你就讲，他不问，你不讲。”便挂了电话。我爸当时显然没听明白许世友的话外之音。
我爸立即吩咐参谋人员联系工程部队，除了工程计划和进度，他连物资损耗和人员伤亡的详情都要掌握。接着联系地震台，只说是驻地首长要去参观一下。又考虑如何清空上山的游客，安排警戒。正待布置落实，许世友又来电话了，说：“林总不让声张，警卫就不要了，你换上便衣，带上老婆孩子，看起来跟林总就像是一家子上山游玩的，看完就走，不用管饭，林总不喜欢跟人吃饭的。”
这突然改变的命令让我爸顿时压力山大，当时台海关系相当紧张，对岸天天嚷着“反攻大陆”，大陆的反特行动也是热火朝天。身为国防部长，进出旅游景区居然不避游客，不要警卫，这胆子也太大了吧？我爸想作些申辩，许世友说：“这是林总决定的！”口气不容置疑。我爸还是有点犹豫，问：“要不，我提前布些暗哨？”许世友说：“不需要。”回头又嘱咐一句：“你可以带把手枪，别让林总看到就是了。”我爸仔细一想也是，多年来上海的肃反做得尤为彻底，连负责肃反的杨帆、潘汉年都被肃清了。当时的传媒不发达，虽在七位可以“挂像”的领导人中林彪居尾，但真正被长期挂定的只有那一位。在1966年之前，普通老百姓没几个会认识林彪，何况是便衣简从，来去匆匆，大概率没什么可担心的。
我爸当即联系了我妈，本想带上我哥，无奈我哥得上学，便决定把我带上。我妈下班后顺道从外婆家把我接回，说明天要带我去春游，还有位爷爷一起去。叮嘱我要懂礼貌，不许调皮捣蛋。爸妈都没说这位爷爷是谁。不过，对于一个5岁的小孩来说，说与不说没啥两样，说了也是白说。当晚，我爸在我妈的协助下又恶补了一下有关佘山上的林林总总。
第二天，我爸妈换上便衣，我爸没叫司机，自己开上吉普车，带上我妈和我，提前来到佘山路口。上午10点左右，迎面开过来一辆黑色轿车，从副驾上下来一个穿中山装的男人，30多岁，是林办的秘书，姓李。他和我爸远远地相互点了点头，算是对上了号，再上车，跟上我爸的吉普，直开到上山的入口处，将车停在我爸指定的位置。秘书下车，打开后车门，请林彪下车。林彪穿戴着藏青色的衣帽，拿着根拐杖，还戴着白色的口罩。我爸上前向林彪敬礼，报告了番号姓名并介绍了我妈，林彪还了个礼，说了声“好”，我妈一手拉着我，弯腰道了声“首长好！”林彪也点头回了声“好”，我妈让我叫“爷爷”，我叫了，林彪伸手摸了摸我的脑袋，又说：“哎，好，好。”我看清楚了那帽檐下长长的眉毛和那布满了眼角纹的笑眯眯的眼睛，感觉对方就是个老爷爷。我妈又让我叫了“叔叔”，秘书跟我爸妈握了握手，又微笑着握了握我的小手，说：“哎，小朋友好呀！”他对我说的是上海话。轿车司机下车后，我爸跟他交代了几句，他就留在了原地等候。
我们一行5人沿着石阶步道慢慢走上山，游客不多，几乎没人注意到林彪，相比4个大人，一个蹦蹦跳跳的小孩子或许更容易引人注目。步道比较平缓，呈之字型向上折弯，旁边是石砌的栏杆，一路走上去相当于爬了30多层楼，林彪显得有点吃力，不得不走走停停，没走多远就把口罩摘了，之后就再也没戴，他边走边简单问了一些情况，李秘书起先会偶尔重复一下他的问话，我爸说：“我听得懂首长的家乡话！”我爸一晚上的功课也真没白做，算是个出色的导游，林彪听得津津有味，也间接缓解了爬山的疲劳。其间，我爸几次想要搀扶一下林彪，都被他谢绝了。
上山后，我们先去参观了地震台，负责人接待了我们，是一男一女，跟我爸妈年纪相仿，我爸说了自己的身份，只说林彪是上级领导，没说姓名。林彪问话不多，一直在认真的听，没作任何表态。随后，两位负责人又带我们去了天文台，工作人员让我们每个人都上去瞄了瞄天文望远镜。相比地震仪，林彪似乎对能否“天马行空”更感兴趣，兴致很高，问了许多问题。还将佘山天文台跟南京紫金山天文台作了比较。接着我们又去参观大教堂，两位神职人员接待了我们，有一位留着大胡子，我以为是外国人，结果他说上海话。我两岁时，外婆和小姨抱着我来接受过洗礼。如今再来，感觉气氛有点诡异。教堂里聚集着许多信徒，正在听一位神父布道。也许林彪觉得不便打扰，抑或觉得自己作为无神论者有所禁忌，他只在殿堂里观望了一会就退了出来，问了一些建筑风格与宗教艺术方面的问题。
参观完教堂，我们与接待者道别后就下山了，慢慢走到半山腰时，林彪看着满山的翠竹，停留了片刻。有说林彪怕光怕风怕与外人打交道，只会卷缩在恒温的黑暗中独自琢磨着见不得人的阴谋诡计。对此“公论”，我无法说“假”。然而，此刻佘山上的林彪，站在正午的阳光下，走在早春的山风里，跟从他身边走过的风尘仆仆、普普通通的路人并无二至，也同样是我亲自见证的“真”。这或许也是自“七千人大会”以来，林彪心情最为舒畅的一天。我爸对李秘书说：“首长要是累了，可以休息一下再走。”李秘书看向林彪，林彪说：“这里，让我想起了井冈山，也是这样的竹子。”这话让我爸心头灵光一闪，脱口说道：“这季节，山上的新笋刚出头，首长您看，要不要尝一尝？”我爸是否忘了许司令“看完就走，不用管饭的”的叮嘱？当然没有，我爸是务实的，许司令可以这样说，但既然赶上饭点了，我爸不能装马虎，至少得客气一下吧，何况林彪提到了竹子，何不就借竹笋拍个马屁。见林彪没有表态，李秘书似有犹豫，我爸撸袖子看了看手表，对李秘书说：“等下了山再开车回到市里得个把小时呢，不如就在这里将就一下。”
下山之后，我爸没再征得林彪的许可就自作主张，当即在停车处前面就近找了一家小饭馆，说饭馆不准确，是一家路边的国营食堂。把那个在山下等候的轿车司机也叫上了。公共食堂，没有包房，厅堂里摆着方桌条凳，我爸找了个最靠里角的桌位，请林彪背对外坐下，林彪的右手边是我和我妈，林彪的左手边的李秘书和司机，林彪的正对面留给我爸，典型的龟形坐位，但没有人忌讳。来吃饭的游客不多，也无须刻意避讳。
我爸这会儿得先赶紧去点菜，结果，服务台的女营业员给了他当头一棒，居然没有竹笋！我爸奇了怪了，怎么会没有竹笋呢？这一步之遥的后山坡上长长短短粗粗细细的新笋随处可见呀？营业员说：这山上的竹林子是景区管理处的，跟食堂没有关系，眼下新笋还没有上市呢，食堂当然也没有进货。我爸一听脑袋都大了，他留下首长吃饭，就是为了竹笋啊。情急之下，我爸推开后门就闯进了竹林子里，但见竹笋，甭管它长短粗细，他右脚踢、左脚踩，嘁哩喀喳搞倒一片。这时，一个可能也是在食堂吃饭的景区管理员看见了，冲过去大喝一声：“喂！你干什么的？没看见路口的警告牌吗？”我爸说：“啊，你来得正好，快帮我一起弄！”那管理员懵了：“喂！你这是在搞破坏呀！”我爸没理他，撅着屁股继续捡竹笋。那气急败坏的管理员想上前动手阻止，这时候，他看到了我爸后腰下面挎着的手枪。说结果吧，结果是那个管理员脱掉上衣兜上了一大堆竹笋抱进了食堂。
就在我爸搞竹笋的这空挡，闲下来的林彪跟我有了些互动，他笑眯眯地问我：“小朋友几岁了呀？”我真不知道自己几岁了，是我妈替我回答：“他5岁了。”林彪又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呀？”我说：“我叫张明申。”林彪以为是“民生”。当下困难时期，最让人头疼的是“民生”二字，我妈便作了纠正解释。林彪又问我妈：“家里几个孩子啊？”我妈说：“两个男孩，我和他爸都忙，只能管一个，这个让我母亲带着呢。”林彪说：“看来，你们的生活条件很好呀！”他打量着我的夹克衫、背带裤和黑皮鞋，我衬衣领口上还打着个漂亮的小领结，一个民国小少爷的标配，不像是新中国的孩子。我妈有点尴尬，便实话实说：“是，我母亲家的成分不太好！”林彪说：“我也一样，不太好。”又指了指李秘书说：“他也是的吧！”李秘书笑着说“是！”我妈说：“我们家相对来说负担少，还可以，可是，大部分基层军官的家庭是很困难的。”我妈举了大院邻居侯参谋长家的例子，家里8个孩子，其中两个大的是侯参谋长大哥的遗孤，大哥在朝鲜牺牲了，嫂子和爹娘也都在他家，就侯参谋长一个人的收入得管一大家子十三张嘴巴。有时候还得要接济山东老家的穷亲戚。我妈说得还比较委婉。我见过侯伯伯家的“惨状”，我妈常去“扶贫”。正说着我爸过来了，埋怨我妈说：“跟首长讲这些干嘛？婆婆妈妈的！”林彪对我爸说：“下面的保密工作做的好啊，能让上面耳聋眼瞎！”这话外之音再明白不过了，我爸尬笑着说：“我是怕首长听了心烦！”林彪说：“我们做的就是心烦的工作，首长可以心烦，部队不能心烦！”接下来，林彪对我爸正式问话了。
作为一向主张政治挂帅的军事首脑，林彪对当时由他倡导的有关政治军事的主张一概没问，对此次佘山之行的主旨，即这项重大军事工程的具体进展也漠不关心。我爸辛苦准备的背书完全白费。林彪只问了部队的供应配给，一日三餐，仔细到了米面和杂粮的配比，主食和副食的定量，每个基层官兵每个月能够吃到几两油？几两肉？能吃到多少种多少斤蔬菜？能不能吃饱？有没有因饥饿和营养不良而导致的疾病？医药卫生状况以及官兵们的精神状态。我爸一一作了回答。又向林彪报告：他所在的部队早在50年代中期就开始因地制宜开荒垦地，种粮种菜、养猪养鱼，还办了酿酒厂和榨油厂，其实就是小作坊，接下来还准备搞副食品加工，尽量解决一些基层军官家属就业。许多负担过重的军官确实比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士兵还要苦。林彪说：“你们做得很好！军队还是有保障的，老百姓比我们更困难，就是要多动脑筋，多想办法，多为国家减轻负担。尽量让官兵们吃饱吃好！”得到了林彪的表扬，我爸心里头应该是美滋滋的了。而林彪呢，跟不久前在“七千人大会”上突然选择“正确站队”高调赞美“三面红旗”的林彪仿佛不是同一个人。
不一会儿，饭菜端上来了，五菜一汤，其中有肉片炒竹笋和竹笋蛋花汤，还有一份竹笋是怎么做的不记得了，另外两个菜也忘记了。显然竹笋很对林彪胃口。主食就是米饭。如今说来，一碗米饭算不了什么，那年头，能吃碗米饭已经是很奢侈了。林彪、李秘书和我爸妈一人一小碗，司机吃了三碗，他有点不好意思，估计让他放开肚皮可以干掉八大碗。我只在我妈碗里扒了一口就算完事。林彪问：“小朋友怎么不吃饭呀？”我妈说：“他不爱吃米饭。”话刚出口就觉得唐突了，在那个年月居然会有不爱吃米饭的小孩？我妈连忙补了一句：“这孩子零食吃多了。”林彪点了点头，对我妈说：“要让孩子学会吃苦啊！”我妈说：“是！等他上学了，我接回来自己带！”可惜她未能如愿，我8岁时，她因故去世。而林彪要我吃的“苦”，我以后真没少吃。在担任国防部长的那些年里，林彪不愿参加饭局，至今找不到任何有关记载，据说他有两次请客结果自己却没参加，让叶群给代劳了。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跟我在一起的这一次佘山脚下的简餐，即便不算唯一，至少是及其罕见的一次。饭后还有个小插曲，我爸去结账，营业员说竹笋是你自己搞来的就不算了。要是往常我爸可能也就算了，可制定“三大、八项”的祖师爷就在十步之内呢，我爸无论如何要做到“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可人家说，管理处又不卖竹笋，怎么收钱？收多少合适？我爸说：“告示上不是说违者罚款吗？就当罚款喽！”于是连餐费带罚款，总共没超过一元钱。这事后来我跟我爸核实过，没有什么打折优惠，实打实就这个价，那年月物资虽然紧缺，钱还是钱。还有粮票是免不了的，那天我爸换上便服后忘了把放在军装里的钱包拿出来，幸好我妈带着钱和粮票，要不只能跟食堂赊账了。而食堂里的人也很较真，他们把剩下的十几根竹笋用铁丝穿起来让我爸带走，我爸便在送林彪上车时，把那串竹笋交给了李秘书，说：“我看首长喜欢吃，回去换个做法！”李秘书收下了。
临别，我爸又对李秘书多问了一句：“首长就不想去部队看看吗？”他没有明说是自己的部队还是工程兵部队。李秘书说：“下午还有其他安排。”待林彪坐进车里，李秘书要拿钱和粮票给我爸，我爸用上海话说没必要。李秘书也用上海话说：“侬勿收，林总会得批评我格！”我爸说：“格么侬叫伊批评我好了！”还说：“我平常吃饭勿用粮票格，勿要拉扯了，后会有期！”李秘书也只好作罢了。轿车开动时，林彪摇下车窗，我爸妈一起向他敬礼。我说：“爷爷再见！”林彪也笑着摆了摆手，说了声：“再见。”
佘山之行没过多久，新的命令就正式下达了，该项军事工程不得再向佘山方向延伸，以确保佘山地震台的监测数据不受干扰。许世友为此十分不爽。工程部队也很不理解，如此重大的国防工程，耗时费钱还死了人，居然被一台小小的地震仪给挡了道。真的是地震仪挡了道吗？是，也不全是。在一次军事会议期间，许世友找我爸喝酒，我爸和许世友酒友的趣事在此不作赘叙。我爸问许世友，林总既然来了佘山，为何不愿就近去天马山看看。许世友说：“你想带他去钻山洞吗？他要想钻，早就来了！”接着，许世友透露了一些内情：林彪认为这项位于大上海西南的军事工程对保卫大上海并不具有多少军事上的实际意义，这是彭老总在国防部长任期内主导的“政绩工程”，林彪曾讥讽：是彭老总在朝鲜挖山洞挖上瘾了。当然，林彪也在苏杭挖了些私密的山洞，规模不大，功能也相对单一，不如上海这边可以堪比“马奇诺”防线，而当林彪听说这个比喻后冷笑道：“你们不知道马奇诺防线最后的结果吗！”
林彪没能再见到我，而我再见到林彪的时候，是在银幕上、报纸里、画像中，他穿着绿军装，挥动着语录本，成了永远健康的副统帅。我依稀觉得他很面熟，却完全没有意识到他就是曾经和我一起上过佘山的那个蓝衣蓝帽、拄着拐杖的老爷爷，因为紧跟在伟人身边的他，显得比当年还要年轻和有精神。直到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时，这谜底才被揭开。
当时，我爸离开五七干校，被发配回了老家，是东海边上的一座小镇。虽为带罪之身无官无职，但当地掌权的老战友老部下们依然对他特别厚待。一直离散的我和后妈也得以跟他团聚。那年我16岁，正好被区文化站借去画“批林批孔”的大幅连环宣传漫画，把林彪和孔夫子画得十分丑陋。那天，区领导要给我爸送盆景，陪我爸来文化站后院挑选，顺道进展厅来看了看，看后我爸一句话没说，转身就走了。可过了会儿，他又独自回来了，把我叫了出去，说是让我帮他选盆景。我纳闷，他何时会在意过我对花草的意见？我跟他来到后院，他又不说盆景的事了。他拉我在旁边的石凳上坐下。然后，他忽然问我：“还记得你小时候我和你妈带你上佘山吗？”我说：“我记得。”我爸问：“还记得一起上山的那位爷爷吗？”我说：“记得啊，他拿了根拐杖，还一起吃了饭的。”我爸说：“他就是林彪。”我当时惊呆了，但记忆的储存很快就与现实的情景完整地契合了起来。我爸说：“林彪还抱过你。”在我的记忆里，林彪肯定没有抱过我，但我爸这样说，或许是他以为，因为他去搞竹笋的时候我就坐在林彪旁边，或许是在表示某一种亲近的泛概念，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爸帮我将当年的佘山之行的零散片段慢慢的串联了起来。我听后好半天没有说话。我爸说：“有功夫画一点花花草草也很好，别画些个乱七八糟的！”
其实，那时候我爸对林彪是颇有怨言的，因为当时诸多传言都认为我爸的老长官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是被“林彪反党集团”迫害致死的，当年海军的专案人员曾找我爸调查陶勇在新四军时期的“罪行”，以便将铁案做实，我爸砸碎茶杯怒斥：“他不可能自杀！他是被你们谋杀的！”尽管无法确定陶勇之死到底跟林彪有多大关系，但我爸认定林彪是脱不了关系的，还不仅如此。但在另一方面，林彪又是我爸心中不倒的战神。我和我爸有关林彪的话题并没有就此结束，重叙往事是在5年之后。
1979年，我从部队回家探亲，此时我爸己被平反，我通过师部迎外宾馆的战友搞了两瓶茅台酒送给他，当时茅台每瓶8元，他很高兴，说：“就你那点津贴，能买这酒？以后不要买了，我这里最不缺的就是酒。”又问我能不能喝，我说可以喝一点点，我爸说：“什么叫一点点，要么就别喝。”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给他送礼，也是唯一一次陪他喝酒聊天，喝的是他自存的茅台，我象征性的喝了一小杯，而我送他的酒直到他去世还原封不动的摆在柜子下面。我们聊起了“十年”，聊起了军队，聊起了正在发生的对越战争，他的老长官许世友又忙着打仗去了，自然也聊起了四人帮和林彪，以及那次佘山之行的更多细节，包括我妈的实话实说和我爸搞的竹笋。我问我爸，该如何评价林彪？见我爸没有马上接话，我又傻乎乎地补上了一句更为幼稚的问话：“你认为他算是坏人还是好人？”我爸反问我：“你认为我是坏人还是好人？”我愣了一下，说：“当然是好人。”我爸笑了，说：“你看，你犹豫了，为什么犹豫了，因为你在选择立场，然后你选择了作为儿子的立场，所以你说‘当然’。可同样作为儿子，你哥哥可能更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我说：“因为我哥是长子吗？”我爸说：“你又错了，因为你哥哥更加了解我，也更懂得如何选择立场。”我问：“那我哥怎么评价你呢？”我爸说：“不知道，你可以去问他，可能也会给我个几几开吧！”我问：“那你觉得几几开合适呢？”我爸说：“此一时彼一时吧，盖棺未必定论哪。”我问：“党的决议不是定论吗？”我爸一笑：“政党是讲斗争的，从我出生，他们就一直在斗。（我爸是1921年生人），一边外斗，一边内斗，所以，别问对错，只看输赢！”喝了口酒，我爸又说：“你喜欢看书，多读点历史吧！”
佘山之行己经过去60多年了，除了我还在胡说八道，其他当事人早己作古，说到此我才自问：为什么这么多年即便是去了上海也没有再上佘山呢？是啊，有生之年一定要再去看看的，看看那座教堂，听一听神的福音，想想那些信神者、造神者和神，当年由我陪着上山的那位伟大的无神论者又有什么不同呢？从信神造神到成神，最终被神反噬，他用生命完成了一幕永载史册的神剧。然后，有可能的话，我想再去触摸一下那架天文望远镜和那台地震仪。看一看宇宙那没有边际的边际，听一听地球孤独的心跳。
2026年清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