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宣传画很有意思，黄继光堵枪眼的时候着装整齐，武器齐全，不光没有受一点伤，胸前还挂着勋章。
我小时候特别热爱英雄故事，如黄继光、邱少云、杨根思、董存瑞、刘胡兰等等。我上中学的时候特别喜欢看一本小说叫《东方》，作者魏巍曾经写过《谁是最可爱的人》。我军校毕业后在38军代职的部队就是《谁是最可爱的人》里面描写的松骨峰战役中那个英雄的团队。
1999年我第一次去朝鲜访问时曾经站在朝鲜的前沿阵地里用望远镜遥望过位于非军事区里的上甘岭。在平壤的志愿军纪念塔里，我曾经翻看几本厚厚的烈士名录，看到“黄继光、邱少云”等等响亮的名字。这段经历我都写在了我的《访朝日记》里，后来在一本军事杂志上发表了。
1999年我在朝鲜武圣山的朝鲜人民军阵地上遥望处于非军事区的上甘岭
我对志愿军先辈一直充满了崇敬之情，因为他们曾经对抗过世界上最强大的战争机器。英雄们的故事在我的脑子里存在了很久，从来就没有去质疑过。但这几年网络发达，言论自由根本无法阻挡。网上出现了各种各样对于历史的质疑，包括对曾经被大力宣扬过的英雄故事的质疑。所以当黄继光堵枪眼的英雄故事受到质疑的时候我很吃了一惊。
仔细看了看相关的资料，才明白质疑产生的原因是人民日报1952年12月21日那一篇对黄继光堵枪眼事迹的原始报道。正是这样不合逻辑的对英雄主义歌颂报道，才使树立多年的英雄形象受到质疑。
在人民日报的网站上依然可以找到这篇由新华社记者石峰、王玉章撰写的题为《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黄继光》的报道。
链接：http://www.people.com.cn/item/50n/xwrwp/03.html 。
这篇报道里逻辑错误实在太多。
正文之前有一段新华社编者按：十一月二十日发《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黄继光》，系前线通讯员在战斗中仓卒写成，与实际战斗情节略有出入。此稿是经各方仔细核查最后判明的情节。
查了一下资料，11月20日的那篇报道是这样写的：
新华社朝鲜前线二十日电 本社前线通讯员报道：
在战火纷飞的上甘岭附近的山岭上，出现了一位马特洛索夫式的战斗英雄–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通讯员黄继光。他是中国人民值得骄傲的伟大的战士。
在一次反击战中，我军的冲锋道路上突然出现了一个敌人的火力点，三挺机关枪疯狂地扫射着，挡住了我军前进的道路。指挥员对突击队员们说：“谁去干掉它？” 一个年青的通讯员黄继光答道：“我去！”黄继光知道祖国人民慰问团到了朝鲜前线，他满怀信心地向战友们说：“告诉祖国人民慰问团，听我胜利的消息吧！”接着他又说了一声：“同志们准备冲！”便提着手雷向前冲去。敌人的机枪扫射得十分猛烈，他刚冲过去不多远，身上就中了几颗子弹；后面的战友们只见他摇晃了一下，又向着敌人地堡扑去。当敌人的子弹再次射中了黄继光的身体的时候，他已经扑到敌人的工事上，并用身体堵住了一个正在发射的敌人的枪眼。接着，他的战友们便发起了冲锋。这时敌人的火力点上另外两挺机枪又叫起来，正在这个紧急的时候，黄继光伸出了一只手臂，把一颗手雷塞进敌人的火力点里，轰然一声，敌人的火力点被完全炸毁了。
战斗结束以后，战友们在黄继光的身上找到九个机枪子弹射透的洞口。一个指挥员带着深厚的感情连声地说道：“马特洛索夫，中国的马特洛索夫！”
这篇前线通讯员的报道真的把我看乐了。黑体字那段对黄继光的神化程度已经超越了现在那些手撕日本兵的抗日神剧。一个人居然可以用身体边堵一个机枪眼，一边腾出手来把一颗手雷塞入另一个火力点。这就是反智主义的表现。
反智主义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反对和仇视知识和知识分子；特征之二就是反对逻辑，即用一些完全反逻辑、反常识的思维和语言来欺骗愚弄受众。愚民政策的最大特点就是反智。
可能是人民日报的编辑也觉得这种描写太不靠谱，于是在一个月以后重新发表了这篇“经各方仔细核查最后判明的情节”的稿件。但是，这篇稿件细读下来也是漏洞百出。
说明一下：马特洛索夫是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一个用身体堵枪眼的战斗英雄。在战争中打红眼的情况下，人会作出一些超乎寻常的行为是很正常的。在朝鲜战场上出现过很多堵枪眼的战士，尤其是朝鲜人民军方面，他们都是以马特洛索夫为榜样的。而那时在朝鲜战场上政工部门鼓励战士们学习马特洛索夫。我在朝鲜访问的时候听过朝鲜人民军的许多口号，其中之一就是要让自己成为射向敌人的人肉炮弹。
人民日报修订后的稿件文字质量很好，两位记者的语言功底很深。我把原文全部引用如下，括号里是我的点评：
在光辉的上甘岭地区的战斗中，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其中首先传遍全军、鼓舞着全军更加奋勇斗争的就是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黄继光，他已经成为志愿军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一面新的旗帜。
（很好的开头，高度概括，很有高度，突出了黄继光英雄事迹的意义）
英雄黄继光生在四川省通江县第九区第四村的一个贫农家庭里，今年二十一岁。他在三岁时就死去父亲，全靠他母亲帮人缝缝洗洗，一把汗一把泪地把他养大。他从七岁起就受地主的残酷剥削，他给地主做了十一年长工，放牛、砍柴，挨打受骂，受尽了苦难和折磨。一九四九年，毛泽东主席的队伍——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四川，给这个苦孩子带来了温暖和幸福，他和他的母亲在土地改革中分到了房屋和土地。从此他结束了牛马般的奴隶生活。他当了儿童团团长，后来参加了民兵，与残余的封建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他积极，热情，青春的火焰在他身上燃烧。
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把战火烧到中国的大门。黄继光为了保卫给他带来幸福的祖国，就在一九五一年七月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全村欢送大会上，黄继光的母亲把一朵大红花挂在她爱子的胸上，对他说：“光儿，为了我们的好日子，为了救命恩人毛主席，去吧，到朝鲜前线多杀死几个美国鬼子！”
（以上两段对黄继光个人历史的描写很符合当时的价值观，出身贫寒，对新中国充满感情，从小具有战斗精神，所以后来的堵枪眼也正常。）
到了朝鲜，黄继光参加的那个志愿军部队正在开庆功大会。战斗英雄崔建国、苗族英雄刘兴文以及许许多多功臣模范们的英雄事迹，都给了他很大的教育。他深深地感到：战斗在保卫祖国、保卫世界和平的前线上的英雄是万分光荣的。在前线阵地上的坑道里，他看了苏联影片《普通一兵》。苏联军队的英雄亚历山大·马特洛索夫英勇地以自己的肉体堵塞敌人枪眼的英雄形象，始终活在他的心头。在战壕里，在阵地上，在战斗中，他的口袋里总是装着几本描写战斗英雄的连环画册，他一有空就和战友一块儿热心地读着，他拿郭忠田、杨根思……做为自己的榜样。他决心要做一个人民英雄。
他被分配在一个步兵营营部当通讯员。他知道：要做一个人民英雄必须首先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他经常穿过敌人层层的炮火封锁线到前线阵地去传命令、送弹药，并且在战场上主动地参加各种工作。电线断了，他就成了接线的电话员；战友负伤了，他就成为救护他们的担架员和卫生员；他还常常帮助前线上的狙击手们洗衣服。他飞快地进步着，不久便成为一个光荣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
（以上两段继续为他后来的英雄行为作铺垫，是英雄们的事迹激励着他。虽然平时做的时候很琐碎，但有着一个英雄梦，一直在寻找机会成为英雄。）
一九五二年十月十九日——范佛里特用两个多师兵力向金化 以北上甘岭地区发动攻势的第六天的晚上，黄继光所在的营在激烈地战斗了四天四夜之后又奉命反击上甘岭右翼的五九七点九高地。我军炮火进行猛烈轰击之后，勇士们很快地攻下了高地的一半。在继续战斗中，突然在山顶附近出现了一个敌人的中心火力点，那里有三挺重机枪、四挺轻机枪在凶猛地扫射着，我军攻击部队暂时被阻止了。要打上去必须首先打掉这个火力点。指挥战斗的营参谋长接连几次派爆破手去爆破，但是爆破手都在途中伤亡了。离天亮只有四十分钟了，上级的命令是要在天亮前把高地攻占。营参谋长焦急地考虑着，他在想：“谁能够完成这个任务呢？”
（本段终于写到了战斗，从文章开头到这里的写作都很正常。战场上出现了一个火力点，里面共有三挺重机枪、四挺轻机枪）
这时站在旁边的黄继光伸手向营参谋长递过一份参战决心书和一封他母亲寄来的信。母亲的信上说：“光儿：人民政府对我们人民志愿军家属照顾得太好了。现在我什么都不想，就只想你有没有立功当英雄。告诉我你杀死了多少敌人？”保卫祖国的意志、母亲的期望、青年团员的荣誉感……在黄继光的身上汇成了一股不可抑止的力量，他向营参谋长表示了自己的决心。营参谋长批准了他的请求，命令他当组长，带领战士吴三羊、萧德良去执行爆破火力点的任务。
（此处开始不靠谱了。参战决心书一般都是在战前上交，战斗打到紧要关头的时候，黄继光应该口头申请更符合实际。黄继光的原名是黄际广，他母亲的信中却称他为“光儿”。）
在战斗开始以来，黄继光就随着营参谋长不分昼夜地跑前跑后，眼睛熬红了，腿也跑酸了，但他接受了这个艰巨的任务之后，全身又来了一股新的劲头，他提起两个手雷，带领着两个战友，勇敢地跨出了坑道口。临走时，他对营参谋长和坑道里的战友们说：“让祖国人民听我的胜利消息吧！”
（部队都在坑道里呆着呢，这与我想象部队被敌人火力压制的地点很不一样，上甘岭是坑道作战，中国部队占据了坑道，联合国军占领地表，双方拉锯争夺。不知道躲在坑道里的战友们在黑暗中是怎么观察黄继光在外面的行动的。三个人出去炸火力点也没有火力掩护。这时天还没亮，应该是悄悄出去的。）
敌人火力点里的七挺机关枪撒开一个稠密的扇形的火网，越打越疯狂，子弹象大雨一样地打在被炮弹炸起的山坡上的虚土里。在照明弹的光亮下，黄继光提着手雷，带领着两个战友跳跃地前进。当冲到离敌人的火力点三、四十公尺的时候，忽然吴三羊仆倒了，接着萧德良也倒了下去，紧接着黄继光也跌倒在地上了。
倒下的黄继光并没有牺牲。他的左臂和左肩被射穿了两个洞。他回过头来望了望，看见他的两个战友都一声不响地躺在那里，爆破的任务就完全落在他的身上了。于是他忍着痛，用脚蹬着山坡上的虚土、碎石和敌人的尸体，向着火力点一步又一步地爬去。机枪子弹成群地落在他的头前、脚后和身边（看来敌人的机枪手水平很差，把他身体周围全打到了，就是打不到他的身体），溅起的碎石打到他的身上。但是他不顾这些，他继续慢慢地向火力点爬去，直爬到离火力点只有八九公尺的地方，他就挺起胸膛，举起右手，准备把手雷仍向敌人。正在这时，一梭子机枪子弹又射进了他的胸膛，他又倒下了。他的握着手雷的右手，向前伸着平放在地上，他胸膛上被射穿了五个洞，鲜血汨汨地流着，他昏迷过去了……。
（这段描写很假：一、如果是五颗机枪子弹高速贯穿胸膛的话，人是会当场死亡的，没有一点存活的可能性，这可不是警匪片里的情节。二、谁在现场数出有五颗子弹？战后发现黄继光的身上有9个弹孔，现在加上左臂上的两颗已经有7颗了。难道后来他扑到两挺机枪上时只中了两枪？）
一阵阵的冷雨落在黄继光的脖颈上，敌人的机枪仍然嘶叫着，他从极度的疼痛中醒来了。他每一次轻微的呼吸都会引起胸膛剧烈的疼痛。他四肢无力地瘫痪在地上。他挣扎着用负伤的左臂半支起身体，然后用最后的力气举起右臂，把手雷向火力点扔过去。轰然一声，手雷在距离火力点不远的地方爆炸了。火光夹着黑烟冲天而起，敌人的机枪不响了，黄继光也被这巨大的爆炸震得昏迷过去。
（这是一段记者的想象。这时黄继光距离火力点仅八九公尺，黄继光在坐着的情况下用尽最后力气扔出手雷，手雷离火力点很近，而他距手雷爆炸点肯定不到8公尺。苏制反坦克手雷威力巨大，一下子炸塌了地堡、地堡后面的5挺机枪和几个敌人。黄继光毫无掩护地处于爆炸范围内，是不可能存活的。）
在一刹那的寂静之后，忽然火力点里的机枪又叫了起来。那里的地堡是被打塌了，但没有被炸坏的两挺机枪还在一个枪眼里发射着（一个枪眼两挺机枪，枪眼真大），虽然火力没有以前那么猛，但刚刚发起冲锋的反击部队又被它压在山坡上（两挺机枪不能构成扇面，怎么可能压制反击部队的多角度进攻）。在这时候，黄继光又醒过来了，这不是敌人的机枪把他吵醒的，而是为了胜利而战斗的强烈意志把他唤醒了。（这句话又很神奇，记者连黄继光怎么醒过来都知道）黄继光向火力点望了一眼，捏了捏右手的拳头。他带来的两个手雷，有一个已经扔掉了，另一个也在左臂负伤时失掉了。现在他已经没有一件武器，只剩下一个对敌人充满了仇恨的有了七个枪洞的身体。这时天快亮了，四十分钟的期限快到了，而我们的突击队还在敌人的火力压制之下冲不上来。后面坑道里营参谋长在望着他，战友们在望着他，祖国人民在望着他，他的母亲也在望着他，马特洛索夫的英雄行为在鼓舞着他。（坑道里这么多人都在望着他，怎么望？如果是壕沟里望着他还是可能的。记者很了不起，连黄继光此时的想法都知道）这时，战友们看见黄继光突然从地上一跃而起，他像一支离弦的箭，向着火力点猛扑过去。用自己的胸膛抵住了正在喷吐着火焰的两挺机关枪……。 （刚刚用尽了最后的力气扔手雷，现在又像一支离弦的箭。美军的两挺机枪并排放着，并排放着的机枪必须半米以上的间距才可能射击。小个子黄继光的胸膛怎么可能同时抵住两挺机枪呢？）
我军的反击部队像海涛一样地卷上山头，很快就占领了阵地。在激烈的近战中，守在上面的敌人的两个营——一千二百多人被全部歼灭了。 （敌人挤在一个枪眼里的两挺机枪阻挡了海涛般的反击部队，全指望一个黄继光消灭它？敌人的两个营都挤在这个火力点后面？）
战斗结束以后，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追认黄继光烈士为特等功臣，并授予他二级战斗英雄的光荣称号。
《人民日报》（1952年12月21日第1版）
认真读完了这篇“各方仔细核查最后判明的情节”的报道后，我又查看了别的相关报道和现场官兵的回忆，还有两天后把黄继光的遗体背下山来的卫生员的回忆，其中有很多相互矛盾的内容。说白了，很可能谁也没有清晰地看到过黄继光舍身堵枪眼的壮举。
我非常愿意相信黄继光堵了枪眼，因为我前面说过在那种特殊的战争环境下很了不起、也很正常。但正是这种经不起推敲的新闻报道会让我感觉到如果我相信了，我的智商即为负。正是这样的反智报道才会把有可能是真的东西彻底变成假的。
细节决定成败，证据决定真伪。
也许有人会说你这不是吹毛求疵吗？这么多亲历者都说黄继光堵枪眼了，细节上的夸张描述可能不准确，但不会改变黄继光堵枪眼的事实。
很多中国人不在乎细节，不在乎证据，不在乎准确性的，只要结果是对的，只要目的是好的，只要是为了宣传正能量，其他的细节和证据都不重要。这与欧美人的思维方式是相反的。
这是一种很可怕的实用主义思维方式，因为当这种思维反向使用的时候就可以伪造罪证，置人于死地了。而在法律上，证据的错误可以推翻整个结果。
这样的例子在生活中实在太多了。
所以还是少一点反智。多一点实事求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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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中共伪政权造的谣实在是太多了！我就被中共伪政权欺骗、愚弄了二十多年，还笃信不疑。从其吹嘘的抗战发现裂缝，顺藤摸瓜，才知道真相：
中共伪政权的历史都是伪造的！
中共伪政权本是苏联一手炮制、长期豢养、最终成功扶植到中国的共产独裁政权。
中共伪政权袭承苏联一贯的宣传手法，比如，在新四军黄桥战役袭击消灭国军后，其政工宣传人员，就炮制出所谓的“民谣”、“黄桥烧饼歌”，进行丑化敌人、为己树立正面形象的宣传。
我们当时课本上的所谓“民谣”，“天上有个扫帚星,地上有个韩德勤“，还有《黄桥烧饼歌》，其实都是新四军宣传政工人员编造的
穆正新：成人不宜的“黄继光堵枪眼” （上） – 独立中文笔会
解放军弄虚作假的风气有多浓？
可能有读者要抗议：你造谣！我们的解放军哪里是这个样子的？一支弄虚作假的军队怎么可能打胜仗？为此，我觉得有必要就解放军弄虚作假风气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
诚然，“军中无戏言”。任何军队都不会允许部队在影响军机大事的问题上说假话，否则军队不能作战。解放军在这方面也不例外。解放军的弄虚作假，主要集中在有利于本军队打胜仗的项目上。诸如谎报战果，编造英雄以及瞒报伤亡损失这一类弄虚作假对解放军打胜仗有极大帮助。在解放军所处的特定环境下，弄虚作假的确帮助他们打胜仗。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解放军的“特定环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解放军是一支严重依赖蒙蔽士兵思想的军队。维持该军士气主要依靠强烈积极的“正面鼓气”宣传和严密地掩盖负面情况。如果解放军不能在战果上弄虚作假，不能掩盖本军的损失和丑闻的话，这支军队的战斗力将会迅速散失殆尽。因此解放军各级长期纵容甚至鼓励谎报战果的行为；而对于负面情况，更采取严厉措施加以保密。
另方面，解放军是豁免公众监督的。弄虚作假不怕受到外界抨击。只要本军领导喜欢，弄虚作假就可以进行到底。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世界上遮蔽最厚、黑幕最重的一支军队。我想对于这个说法持异议者不会很多。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媒体可以揭露和追踪报导本国军队的丑闻和犯罪案件。中国媒体可以吗？大多数国家的军队都在战时定期发布本军战损数字；在平时及时公布事故伤亡和军人犯罪受审消息。而解放军从没有这样的规矩。在朝鲜战争中，联军司令部和美国国防部基本上每日发布本军伤亡数字和名单；而朝中军队一向只发布敌人伤亡数字，并且是Ｎ倍夸大后的“战果”。
从工农红军起，中共军队就是豁免舆论监督的。常识告诉我们，紧密包裹、豁免舆论监督的环境是舞弊活动的最佳温床。因此舞弊作假风气在解放军中大行其道。一点也不违背逻辑。诚实的人在这支军队里没有前途；大胆弄虚作假者反而平步青云。八路军谎报平型关战斗成果的事实早已为大众所知。但当年参与谎报并持续用虚假战果欺骗大众达几十年的责任人林彪、聂荣臻、朱德、杨成武、李天佑等等将领何时因为这起重大丑闻受到过中国媒体哪怕是一句话的批评？中国媒体不但不追究他们的丑行，反而毕恭毕敬地依据谎报的战果歌颂他们的“卓越功勋”。解放军各级干部生存在这样高度鼓励作假的环境中，不积极地弄虚作假怎么对得起党对得起上级对得起这份工作？
尽管朝鲜战争期间的军事电文早已不具机密价值，尽管上甘岭战役被解放军引为最高的自豪，但解放军当局极少公开该“辉煌战役”中的作战电文。已公布的几件也仅有只言片语。这种躲闪遮掩的做法让人觉得那些文件记载的是另一番情景。我们通过联合国军方面的资料并对照国内资料所透露的零星情况，多少看到一些志愿军不愿意公开的真相，其中就包括部队在上甘岭作战中弄虚作假的情况。
１、秦基伟“全部恢复阵地”的说法与敌我双方资料都不符。
秦基伟的文章以及解放军的其他文献中说志愿军在１９日半夜“全部恢复了阵地”。并且声称志愿军部队将这些阵地守到２０日白天，与敌“激战终日，反复争夺达四十余次”然后才放弃云云。这些说法，不但与联军的战报以及西方记者的前线报导对不上号，还与部份志愿军人员的回忆资料相矛盾。
四十五师干部刘云魁的回忆，就与秦基伟的说法完全矛盾。据《最先报导黄继光的新闻干事刘云魁》一文，刘云魁于２０日早晨７点抵达六连。他在坑道口处听到连长万福来在讲话。当万讲到黄继光“是用血肉之躯为我们开辟前进的道路”的时候，战士们开始哭泣。“坑道内充满了悲凄声”。万福来怒斥“软蛋！ 哭，哭顶个屁用”等。这情况印证了联军战报中关于该部志愿军于６点多被打回Pike’s Peak（六号高地）的说法。坑道中这幅悲伤肃穆的景象，完全与秦基伟的“午夜胜利”说对不上号。若秦基伟说法为真的话，该连此刻不会躲在坑道里抹眼泪，而应该守卫在“夺回”的主峰或零号高地上，且正在与敌人“激战终日”中。刘进了坑道后在里面呆了将近一天一夜，于第二天凌晨返回师部。他的回忆资料中未提及任何与敌军“反复争夺达四十余次”有关的活动。只有悲伤肃穆的气氛以及战士们和他一起“回忆黄继光事迹的点点滴滴”等情节。可见该连自２０日天亮后整整一天一夜呆在坑道里没动窝。更没有进行任何与敌军“反复争夺达四十余次”有关的活动。
参战的１３５团六连连长万福来、通讯员肖登良的回忆文章，都明确无误地指出他们在凌晨时分仍然没有完成夺回零号阵地的任务。他们的回忆资料中提及的上级催促、营参谋长亲赴火线督战直至黄继光献身等等情节都发生在２０日凌晨。证明秦基伟们的“午夜胜利”说不实。而他们对于秦基伟们声称的天亮后与敌“激战终日”说法，却未能提供哪怕是一句话的旁证。存活至今的其他六连官兵，除了重复官方版本的黄继光事迹外，也没有提到任何关于这次“激战终日”的情况。
解放军方面的众多资料也闪避当晚“夺回主峰”的过程。本次作战在解放军战史上占有一定地位。多部军事文献都提到它。而夺回主峰是本次作战最主要的目标。如果真有夺回的话，很值得大书特书。然而经查多本解放军方面的书籍文献，发现它们对此事均相当回避。不是根本不提，就是含含糊糊一语带过。担任进攻主峰任务的当事人之一，１３４团八连班长崔含弼的回忆中，也没有攻上主峰的叙述。十五军政治部于１９５９年出版过一本《战斗在上甘岭》的文集。其中有一篇崔含弼写的《意志战胜了敌人》。根据崔的说法，总攻开始后，他带领班里战士冲出坑道“直取５９７．９高地”。但他很快和战友失去联系，剩下独自一人杀敌炸碉堡。稍后他被主峰上的敌人发觉，“一片机枪子弹盖过来”把他打成重伤。再往下，他带伤指挥掩护别人进攻主峰（连排干部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但没过多久他却昏迷了。部队是否攻占主峰，他因“昏迷”而无可奉告。待他醒过来时，战士请示是否继续前进。他却说：“不能再向前发展了。我们兵力不够，如果敌人迂回过来捣毁坑道口，那就危险了。”读到这里才恍然发现，他们打了许久，位置却一直在“坑道口”！而按照秦基伟们的说法，他们根本不该在“坑道口”磨蹭，早该攻上山头去“全歼”主峰上的守敌。然后还要在上面守到天亮，然后再与美军“激战终日”等等。崔含弼们打了半天基本在原地没动，最后倒要应付美军“迂回过来捣毁坑道口”。这是防御而不是进攻态势，根本不是“收复主峰”应该有的情况。
志愿军１３４团对主峰的攻势短暂且微弱。以至于美军后来很放心地把所有支援炮火都转去压制１３５团方向的进攻。这应该和四十五师进攻部署被美军破解有关。四十五师提前将部队秘密运动到主峰下的坑道中。意图缩短攻击距离、增加进攻的突然性。但美军与志愿军交战一周后，对各山头下的志愿军坑道加强了防范。使志愿军依托坑道作战的效果变差。美军２０日发布的战报中称他们曾在主峰下的金矿洞中发现了志愿军部队。他们将洞口炸塌，当时约有十多人被封在里面。解放军方面的资料提到１３４团四连预潜伏于金矿洞，却没有提到该连参加争夺主峰的任何细节。看来该连被美军发觉后，除部份伤亡被俘外，剩下的被封在洞里了。而八连部队“进攻”许久仍未离开坑道口的事实，说明其他坑道也遭到美军的监视封锁，不但无法发起有效的进攻，连打出坑道口也很困难。
２、夸张战果。
此战联合国军伤亡数百人。据美国国防部发布战损数字，２０日美军确认伤亡９４人（亡１５伤７７失踪１非战伤亡１）。２１日确认伤亡５５人（亡６伤４３失踪６）。这１４９人是两天时间里美军确认的陆海空军在全朝鲜的损失。上甘岭地区这１０个小时的战斗伤亡只是其中一部份。目前尚未找到韩军方面在这一天的确切伤亡数字。但韩军在上甘岭作战期间单日伤亡未见有超过３００人的记录。他们当晚与志愿军交战规模较小，伤亡数也应在３００以下。这样当晚作战中联合国军官兵伤亡不会多于５００人。而根据《中国人才》杂志１９９８年３月号上胡士华的《王清珍回忆黄继光烈士牺牲前后》一文，前志愿军四十五师卫生员王清珍回忆说，１９-２０日的战斗中四十五师伤亡达到３０００多人。３０００比５００，这是多么惨重的代价！
但志愿军方面大幅夸张战果。《人民日报》报导说“十九日，我军在强大炮火掩护下猛烈反击，一举歼灭敌人二千五百多名。”夸大五倍以上。而新华社则说光零号高地一处就全歼“两个营一千二百多人”。一个比一个能吹。
张嵩山写的《摊牌 争夺上甘岭纪实》一书中透露当时四十五师是这样统计歼敌数字的：１９日开战后两个半小时，各团上报歼敌数字就达２５００多人。而师部根据各方面情况“综合分析”后认为其中“略有重复上报之误”，于是“使劲往下压”，向军部报１５００人。请注意，头两个半小时就报歼敌２５００，而那场战斗持续十多小时，如果各团浮报数字的积极性不减的话，最终“歼敌”数字肯定超过５０００。假定５０００就好，已经是十倍以上的浮夸。而师部觉得“略有重复”，一刀就砍去一大半。但即便经过师部大砍大杀、“使劲往下压”，最后上报的结果仍然含水大半。而四十五师的做法并非孤立的。从叶雨蒙的《出兵朝鲜纪实》里受访问的一些志愿军干部所透露的情况看，志愿军部队里浮报战果现象相当普遍。比如９３团３营营长甄申说：“统计战果时，９连报歼敌１０００多人，我给砍了五、六百”。１０６团团长武效贤说：“我团歼敌７０００多人，十二军给减到４０００多人。”由此可见，这是一支怎样善于膨胀成绩的军队？
这里最值得注意的并不是数字，而是志愿军部队玩数字的游戏规则。显然志愿军内部对浮夸造假已有不成文规则：上级已知下级一定会浮夸，对报上来的数字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剁掉一大块。而下级被剁丝毫不感到委屈，绝不申辩抗争。显然早有“自知之明”。下级其实不傻，犯不着跟上级脸红脖子粗。他们无非替领导把工作做在前头，多浮夸一截把预计上级要砍要剁的份量加足再上报就行了。行内语言叫做“头戴三尺帽，不怕砍一刀”。这样上下默契配合弄虚作假的结果，必然是上下两级“双赢”，各级“多赢”，全军“全赢”，皆大欢喜。我们知道解放军复转人员构成了地方干部的主要成份。此类“光荣传统”必然被带到全国各地各部门。因此，几年后中国出现大放粮食亩产卫星、钢铁卫星、棉花卫星、猪肉卫星、鸡蛋卫星等等热潮，还有什么奇怪的吗？
３、瞒报投入兵力和战斗损失
解放军人员在叙述战事时一贯瞒报本方投入力量，更隐瞒本军损失。他们希望藉此给人以“以少胜多”的印象。比如此次参战的喀秋莎火箭炮部队。秦基伟说是“一个‘喀秋莎’火箭炮营”；李明天等编著的《上甘岭大战》说是“两个营”；齐德学主编的《抗美援朝战争史 第三卷》说“火箭炮第２０９团一次齐放”；而前炮２１师宣传科干部张海平说该团当晚实际上打了两次齐射（２０００年第１０期《党史纵横》）。四份资料四种说法。至于当晚投入步兵部队的规模，也是“众说纷纭”。我看过的解放军方面的资料就有“三个连”、“五个连”以及“七个连”等三种说法。真正的数字是多少，或许要等到将来那些见不得人的作战电文等文件曝光后才能弄清楚。
隐瞒伤亡在志愿军部队也是普遍现象。所周知解放军从来没有及时发布战损数字的习惯。很多伤亡情况都要经过多年后才渐渐为人所知。几十年好，解放军方面陆续透露出一些伤亡统计数字，但这些数字仍然远小于实际数字。叶雨蒙的《出兵朝鲜纪实》里披露了志愿军部队伤亡数字被瞒报的一些情况。比如９１团参谋长赵金来说，打上甘岭他们团实际损失１０００多，只上报７００多。１０６团１营上报伤亡４００多。但该营参谋长李治说：我营进入战斗时有７００多人。但是边打边补，实际参战人员先后达到２１００多人。据此叶雨蒙认为志愿军实际伤亡数字“肯定”比军方公开承认的数字多。
对于１０月１９日到２０日这次战斗的伤亡，解放军方面的资料均未单独予以报导。张嵩山等人的书里含糊地提到从１０月１４到２０日伤亡“３２００多”。而前四十五师卫生员王清珍向记者说，这一次战斗的伤亡达３０００多人。从一些间接的情况看，志愿军的伤亡的确十分严重。王清珍提供的数字是可信的。
惨烈的伤亡在四十五师部队里造成了罕见的“哭声四起”的现象。虽然这些哭泣被作者努力说成是被黄继光等烈士的事迹感动到哭。但是这个说法很难经得起推敲。上甘岭开战后几乎天天出英雄，却没有见到部队天天这样哭。再观察志愿军解放军的整个“英雄辈出”史，也很少见到部队为英雄哭出这种规模。说四十五师官兵是因为伤亡太惨而哭泣，应该更符合当时的事实。前面提到的刘云魁回忆描述了六连士兵在坑道里哭泣的情形；李明天、王精忠等前四十五师的干部的回忆中则提到那几天团里的干部在电话中强忍哭泣和他们交谈的情况。连里战士哭，团里干部哭，这还不够，师部干部也哭。２０日晚十五军参谋长张蕴钰到四十五师视察，师作战科长宋新安汇报情况时也忍不住失声痛哭。
李明天、王精忠等人所著的《上甘岭大战》一书提到宋新安痛哭失声的情节时，也不再牵扯什么“黄继光烈士”事迹。直接了当地指出了部队惨重伤亡这个真正原因。书中第１１０页引述张蕴钰的反应说：“我们不能只看到伤亡，更要看到伤亡的意义；不能只看到我们的伤亡，要看到敌人比我们付出了更大的代价。”张蕴钰还说，“作个指挥员，参谋人员，在战场上不能老讲这些，老听这些，不然，还怎么打仗啊！现在要考虑的是如何打下去的问题”。这一句清楚表明部队上下都在谈论“这些”伤亡情况，已经影响士气，令军领导忧虑“如何打下去的问题”了。张虽然要别人“看到伤亡的意义”，他自己其实也为部队惨烈伤亡感到惊愕。该书说，张蕴钰听完汇报后提出，彭德怀于１９５１年八月曾严厉批评部队“使用兵力过多，伤亡过大”的倾向。他然后重申“不应再重复彭总指出的教训”。
十一、野蛮用兵
“抗美援朝，小命难逃；保家卫国，我不得活。”
——引自前志愿军１８０师高文俊先生所着《韩战忆往》
张蕴钰“重申”彭德怀批评，要求制止“使用兵力过多，伤亡过大”的倾向，并非无的放矢。志愿军这次战斗中出奇的惨重伤亡与各级指挥官野蛮用兵直接相关。志愿军当局一贯使用“人海战术”去与联军拼消耗。固然是以己之长击敌之短。但对于基层负责送命的炮灰们来说，无一例外是悲惨绝望的经历。中共官方总是编造志愿军士兵士气如何高昂、人人愿意送死，如何因为没能得到参战机会而“闹情绪”等等虚假故事。但朝鲜战场上实际情况根本不是如此。“抗美援朝，小命难逃；保家卫国，我不得活”等私下流传的顺口溜才是广大志愿军士兵们心境的真实写照。少数官兵侥幸免死被联军俘虏，有机会向世人透露出惨烈的战斗真相。而归国的志愿军士兵，在公开场合下都按照官方的口径说话，只有在某些私下场合才敢道出一些真情。读者如果有机会私下和朝鲜战争归来者深入交谈一下，就会发现他们心目中的朝鲜战争完全是另一幅景象。这些老人在谈及人命不如灰土、大批活生生青年瞬间变成血肉模糊的尸块的惨景时往往伤感不能自制。
１０月１９日，王近山威胁要让秦基伟“回去放羊”，秦基伟威胁崔建功“别回来见我”之后。这个压力链并没有到此为止。据在战斗中被俘的志愿军官兵向美军说，上级命令他们“战斗到死”。这种明确命令士兵打到死的做法，即使在以运用人海战术而著称的志愿军中也是罕见的。在解放军方面的资料中，也记载当时十五军提出“一人舍命，十人难挡。”的口号。共产党组织在执行指示时，向来有层层加码的习惯。十五军发出这种号召，实际上给下面各级野蛮用兵开放了绿灯。张蕴钰事后装模作样地“重申”彭德怀的指示，把自己打扮得好像事先不知会发生这种后果似的。这是完全不诚实的。解放军使用人海战术是一贯的，越往上级越敢于浪费人命，这是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
已有资料披露当年志愿军伤亡惨烈兵力紧张时大量使用新兵作战的情况。叶雨蒙的书中引用一位前志愿军指导员的话说：“实说吧，能搞清楚各种炮弹、子弹声音而又能活下来的人不多；在上甘岭，好多新兵糊里糊涂就送了命……”。
岂止用新兵，火线上打到没有兵的时候，指挥官们急了眼往往不管三七二十一把运送弹药和抬担架的民工也逼上火线。这些民工连保护自己的起码知识都不足，上火线基本就是死路一条。只有极少数命大者侥幸被联军俘虏。联军俘虏营中的中国战俘，小的只有十五、六岁，老的可达六、七十。一些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俘的民工。这些运输民工没有经过起码的军事训练，而且本来就是因为身体年龄不适合战斗才留在运输队伍中的农民。他们突然被赶到火线上去怎能打仗？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于１９５３年１月１０日给志司及军委写过《上甘岭地区情况及对作战问题的几点建议》一文，文中指出：“在伤亡上，运输弹药人员与战斗伤亡为三比二”。可见战斗部队不但没有为运输弹药人员提供必需掩护，反而把他们当成战斗人员来使用。这是多野蛮的做法？
有些文章吹捧四十五师师长崔建功，说他曾发出“剩下一个营，我去当营长；剩下一个连，我去当连长”类豪言壮语。事实证明全是鬼话。当晚美军与志愿军对峙的是美７师１７团３营，该营营长斯皮尔曼（Spellman）一直在山头上指挥作战。而志愿军方面进攻的兵力达到团级。查遍志愿军方面的文献资料却不见任何营级以上首长和进攻部队一起前进。在火线上指挥的全是连长指导员或者班排长。即便到黎明时分进攻受阻、眼看无法完成任务的紧急时刻，１３５团派到火线上去督战的也只是一个“营参谋长”而已。可见这些志愿军指挥官言辞漂亮而行动畏缩，只会躲在后方防空洞里催命督战。说白了，都是些让士兵和民工去死而自己得“战功”的懦夫胆小鬼。
据张嵩山书中所透露的情况，２０日凌晨，当部队伤亡惨重，战斗进行到“再也无力推进”的时候，黄继光随营参谋长张广生来到前沿。张广生了解情况后向师部请示。得到的却是师长崔建功的严厉的催战命令：“你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打下零号阵地！执行吧。”虽然张嵩山没说张广生当时请示了什么，但从下文崔建功的语气来看，他很可能请示撤出战斗。但遭到师长严厉拒绝。
依照当时情况，四十五师本应及时将部队撤出战斗。因为那时志愿军进攻部队严重伤亡，而美军却已获得多次兵力增援。双方兵力一减一增，使得美军单在数量上也不输给进攻的志愿军部队了。曾因双方近距离混战而一度中断的美军火炮支援此时也已经恢复。并且由于１３４团进攻主峰力量微弱未能给美军造成威胁，美军还把用于支援主峰的炮火也转向压制１３５团进攻的这一路。这种对局下，志愿军进攻部队已无力寸进，僵持只会徒增伤亡。此时若将部队后撤，不但保护了有生力量，还能够巩固已经占领的５号阵地。而若不及时撤离，天亮后美军的炮火将更加猛烈准确。志愿军进攻部队暴露在敌人优势火力下必遭严重杀伤。但是师长崔建功为了能向上级交代，为了给五圣山上观战的“祖国代表”一个“捷报”，不顾士兵死活强硬命令部队继续攻击。严命之下，张广生只能加强督战。实际上张广生此刻能做到的仅仅是不许部队后撤，继续与美军对峙而已。这就为部队在天亮后惨遭美军炮火屠杀创造了条件。这支部队根本就是被上级严令挺在阵地上挨炮轰。天色越亮，部队伤亡越重。快６点时，美军观察到志愿军部队中有人开始偷偷逃脱（美军称做“bug out”）。营长斯皮尔曼判定志愿军部队难以支撑行将溃退，便通知后方炮火转移去封锁志愿军的退路。此招一出，锁定了这支进攻部队遭大屠杀的命运。没过多久，志愿军部队再也无法坚持，个别动摇退缩演变成全面的溃逃。斯皮尔曼毫不放松，紧急催促炮兵“把所有家当全拿出来，统统砸向Pike’s Peak。”（“Ｈit Pike’s Peak with everything we have.”）。志愿军部队就这样在敌人密集炮火的狂轰之下仓惶退向六号高地。其伤亡之惨不难想像。秦基伟崔建功们用兵残忍无理，与谋杀战友罪行无异。
了解朝鲜战争情况的人都知道，美军步兵的主要优势就是空炮协同好，后方支援炮火快而且准。中朝军队的主要伤亡是由美军空炮火力所致。志愿军通常选择夜间发起进攻，原因之一就是夜间观察不良可以限制美军空炮火力的发挥。但这次战斗比较反常。志愿军当局一改夜间出击的惯例，在黄昏１７点３０分发动攻击。这时离当地日落尚有一个多小时。能见度很好。志愿军当局应当知道，天色还很亮就发动进攻，部队会遭到美军炮火的大量杀伤。但他们为什么还要这样做？似乎从军事上找不到恰当的理由。我们知道他们事先把“祖国慰问团”成员请上五圣山观看战斗实况。是否为了让在五圣山上观战的“祖国代表”们能看得清楚些而提前开打？现在尚不能肯定是这个原因。如果是的话，更说明志愿军当局为了政治上的需要，不惜把战士生命当儿戏。
十二、黄继光留下了几具尸体？
从目前所得到的资料看，黄继光至少留下了三具尸体。
第一具，是四十五师新闻干事刘云魁以及战士贾汝功看到的。时间是１９５２年１０月２０日上午。根据《最先报导黄继光的新闻干事刘云魁》一文介绍，刘在六连的坑道里见到了黄继光遗体。文中说，“刘云魁走进六连坑道，在他迈进坑道的刹那间，他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六连原来的百十号人现如今不足３０人！地上躺着的，靠着坑道壁头缠绷带的，断腿断臂的。坑道内，在那跳动着的微弱淡黄色的灯光下，放着黄继光的遗体。人们脸上的表情像冻结了一般，谁也不说一句话”。“当天晚上，刘云魁没有返回师部。他和六连的官兵们整整守了黄继光和其他烈士的遗体一夜。在那个不眠之夜，六连的官兵再次回忆起黄继光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又据《辽沈晚报》２０００年９月的一篇报导说，原四十五师１３５团高射机枪连９班的战士贾汝功也于２０日见到两名战士轮流将黄继光遗体背下阵地。
第二具，是四十五师卫生员王清珍与其他几个卫生员从山上搬回来的。时间在黄继光阵亡后三、四天，地点在四十五师收容所。据《王清珍回忆黄继光烈士牺牲前后》一文，王清珍告诉记者说：“因为战斗非常激烈，上去一个人也不是那么好上去的，运一个尸体下来也不是那么好运的，同样都要付出九死一生的代价，仅１９日夜里到２０日凌晨，我们四十五师就伤亡３０００多人，从这个数字就可以看出当时的战斗是多么残酷！所以，黄继光牺牲以后，大约过了三四天瞅住战斗中的间歇机会，我们收容所的三个女卫生员，官义芝、何成君和我，还有三个我不知道名字的男战士，一起把黄继光的遗体弄到我们收容所的坑道旁边的几颗小松树林子里来。当时，他的尸体僵硬得像刚从冷冻库里搬出来的一样，两只手仍然高举着，保持着趴在地堡上的姿态，就像这样（讲到这儿，王清珍站了起来，张开双腿举起双手做给我看）。听说把黄继光的遗体抢下来了，有个我不认识的人跑了过来，说是要给黄继光的遗体拍张相片，于是我们几个人呼啦地一下就把黄继光僵硬的遗体竖立了起来，让那个人拍照。”
第三具尸体的情况是四十五师另一名卫生员官义芝的日记提供的。时间在黄继光阵亡后８２天，地点也在四十五师收容所。２０００年９月１９日《生活时报》刊登记者姚雪痕的《黄继光身后留下照片疑案》的文章。该文报导前四十五师指挥所秘书谢万丁公开了几张收殓黄继光尸体的照片。记者采访了谢万丁以及参与收殓的官义芝。报导说：
官义芝非常肯定地记得当时收殓遗体时的情形。她说，黄继光是１０月１９日牺牲的，而尸体７０多天后才被发现，当黄继光的尸体被运到收容所时，营长在外面喊：“快来看中国的马特洛索夫啊！”马特洛索夫是苏联卫国战争时期以胸膛堵住德军地堡枪口的一位英雄，新华社在１９５２年１１月２０日发回国内的一篇文章中就称黄继光为“中国的马特洛索夫”。听到营长喊，官义芝就赶紧跑到外面去看这位英雄，她说：“黄继光矮矮的个子，圆圆的脸，看上去还有点孩子气。”
遗体被送来后不久，就来了一位摄影师为遗体拍照。据官义芝回忆，当时他们拍了好多照片，有趴着的、站着的、穿军装的和装进棺木的。其中让遗体站起来拍的那几张，还是由她、何成君和几位男卫生员扶起来拍的。对于“护士为黄继光烈士穿衣”的那张照片，她没有什么印象，因为当时收殓遗体的还有好几个人，所以照片中的人是不是她自己，官义芝不能确定。为了帮助人们确定这些照片的真假，官义芝还提供了１９５３年１月１０日所写的日记：
“饭后，准备换药，刚洗好手，护士长叫去照相，让穿着隔离衣、口罩，和英雄黄继光摄影。当叫着我的时候，自己确真感到无尚光荣，不是功臣，也不是模范的我，竟能得到和功臣、和英雄摄影，这是很荣耀的。
“铺满白雪的山上搁着几个装英雄的棺材，一会儿，担架班同志，从棺材里搬出一个烈士来，这是一个小孩儿，年纪不到二十的少年，他，上甘岭战斗出名的烈士、二级杀敌英雄一一中国的马驼罗索夫。”
此外，《辽沈晚报》还报导原四十五师后勤卫生科手术组护士陈德林的回忆说，她在１９５３年１月４日见到黄继光遗体时，遗体穿着新的整齐的军装，衣服里面还写有“黄继光”字样，还挂有手电筒、水壶等用具。陈德林见到的这具与上述三具在时间上不一样，而且是一具收敛整理完毕的尸体。似乎可以算第四具。但她说的１月４日来自记忆，可能有误差。这个日期和官义芝日记记述的那一具日期上很接近。有可能是同一具。
一个人死后有三具尸体，这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首先想到的原因当然是第一具尸体弄错了，不是黄继光本人，因此只好到战场上再去找。但稍经分析就可排除这个原因。
第一具尸体是不是黄继光本人？我们有很充分的理由回答说“是”。１、刘云魁本人认识黄继光。且不是一般地照过面，还有具体的个人交往。刘云魁回忆说黄每次到师部送信时都帮助刘云魁打扫房间整理东西。黄继光文化低，有时还向刘请教字词的写法和用法等。熟悉到这程度时，刘云魁认出黄继光不会有困难。刘在六连坑道里见到了黄继光遗体后还在里面呆了近一天一夜。陪伴这么长的时间，刘云魁有充分的时间辨认，没有犯错误的条件。２、况且黄继光生前连长和二十多战友也在场，怎么可能都认错？３、志愿军四十五师必须在报导黄继光“烈士”事迹前确认黄继光的阵亡。这一点很重要。报导一个英模，必须防止各种意外错误。那天晚上的战斗非常激烈混乱。黄继光有可能被俘、失踪或者负伤被送往后方等等。如果不确认黄继光阵亡就发表“烈士事迹”的报导，一旦黄继光再度“复活”，场面就尴尬了。特别是万一他出现在敌人俘虏营里的话，更是严重的政治事故。谁也担不起这个责任。因此，只有亲眼认定黄继光的死亡后，刘云魁才敢写出“黄继光堵枪眼”事迹的报导，写出来后四十五师也才敢报出去。刘云魁从六连坑道返回师部后立即写报导，说明他已确认了黄的遗体。身为专业摄影记者的刘云魁，应该还拍了照片并带回师部汇报。但他后来否认拍过黄继光遗体照片，这点很不合理。也相当可疑。
确定第一具尸体是黄继光本人后，则其他两具只能是假的“黄继光”。收殓第二具和第三具尸体的当事人是师部医疗队的卫生员。她们与生前黄继光打交道的机会极小，没有能力证实尸体是否为黄继光本人。上级说那是什么人就是什么人。从官义芝日记记述看，正是因为营长说那是“中国的马特洛索夫”，她才知道那是英雄。才开始端详他的容貌。第三具尸体最具假的性质。黄继光于１０月２０日阵亡，那时该地区气温尚在零度以上，且经常下雨。在这种气候条件下，暴露在野外的尸体容易腐烂。据韩军的战场日志，上甘岭地区到１１月１０日左右气温才降到零度以下。即使在零度以下尸体仍有一定程度的分解。经过８０多天后，尸体表面应当已有部分组织溶解脱落。不可能让官义芝还看得出“这是一个小孩儿，年纪不到二十的少年”。官义芝所见到的，应该是一个新近阵亡的志愿军士兵的尸体。
因此，志愿军四十五师当局寻找第二具第三具尸体的活动，不可能是因为第一具搞错，而是出于其他的动机。显然他们在搞什么见不得人的名堂。他们为什么要寻找假“黄继光”尸体？从上面两位卫生员提供的资料看，主要是为了照相。这两具尸体都有专人前来拍照，而且还要卫生员们把尸体扶立起来拍。可见四十五师当局需要提供“黄继光”尸体的详尽照片。但拍照为什么不用真正黄继光的遗体？为什么要费很大的劲去找“替身”来拍？这肯定是原身不合格，才只好用替身。这说明黄继光并非因“堵枪眼”而阵亡。他的遗体缺乏“马特洛索夫”特征。无法与所宣传事迹相匹配。即使当初师部专业摄影记者刘云魁拍过遗体照片，也不能用。四十五师当局别无选择，只能加紧寻找，希望找到“合格”的尸体。从王清珍描绘的情况看，“合格”的尸体具有胸部严重创伤的特征，同时双手伸展，能够被解释成“堵枪眼”的姿势。在平常情况下，要找到“合格”尸体谈何容易？而他们竟找到了两具。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志愿军在上甘岭的伤亡异常惨烈。以至于能够提供“品种齐全”的尸源满足四十五师当局的特殊需要。这种现实让人觉得毛骨悚然。
志愿军司令部本来授予黄继光“二级战斗英雄”称号。直到１９５３年４月这个称号才被撤销，改授“特级战斗英雄”。有可能是志司在审批“特级英雄”时要求提供进一步详细资料，导致四十五师不得不持续地寻找“合格”的尸体来充数。这种持续在战场上寻找“合格”的假“黄继光遗体”的活动，有力地证明志愿军四十五师先捏造了“黄继光堵枪眼”事迹，然后再设法补上与“堵枪眼”相匹配的“烈士遗体”。这就是一人阵亡却留下三具尸体的原因。
志愿军四十五师在黄继光一事上作弊，此处再添一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