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初，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冬天，南京一处不起眼的基层派出所。那是，空气里没有火药味，却弥漫着一种更隐蔽的压力——考核。副所长马某，正被一项“指标”困住：涉毒案件查处数量。
马副所长的辖区，并不“配合”。没有那么多吸毒人员，没有那么多毒品交易线索。巡查再勤，也抓不到足够的“成果”。但考核不会因此网开一面。期限逼近，数据空白，这种焦虑，比任何治安问题都更让人难以承受。
既然现实里没有案件，那能不能“制造”一个？马副所长找到了徐某——一个游走在社会边缘人。这样的角色，在执法灰区里并不陌生。他们既不是警察，也不是普通市民，而是游离在规则边缘的“工具人”：可以提供线索，可以“协助办案”。
徐某很快给出了一个方案：既然找不到吸毒的人，那就“创造”吸毒的人。这个“方案”简单得令人不寒而栗，令人震惊的是，马副所长欣然接受。
马副所长提供了一批特殊的电子烟——里面含有“依托咪酯”。依托咪酯，医学上用于全麻诱导的药物，起效快、作用短。但在滥用场景中，它变成了“上头电子烟”——吸入后会迅速产生头晕、恍惚以及短暂兴奋。这种物质2023年10月已经被正式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非法吸食本身就是违法行为。
徐某开始“物色对象”，找到了6位未成年人，他们容易被诱导，缺乏判断能力，不会警惕风险。很快，6个孩子被陆续叫来。他们或许只是出于好奇，或许只是想体验新鲜事物，没有人意识到，自己正在被推向一个预设好的陷阱。
地点选在一家普通宾馆的房间。封闭、私密，方便控制节奏。徐某把电子烟递给他们，语气轻描淡写：“普通的，玩玩而已。”孩子们没有理由怀疑，于是，一口，一口，烟雾被吸入肺部。他们不知道，那些白色烟雾里，混杂着的是“毒品”。
当最后一口烟雾消散，电话拨出。几分钟后，马副所长带队“准时出现”。敲门、控制、带离，一气呵成。这一刻，剧情达到了高潮——一场“精准打击涉毒行为”的执法行动，完美落幕。随后，尿检结果出来：6人全部呈依托咪酯阳性。数据达标，任务完成。
这起案件最令人不安的地方，不在于有人违法，而在于违法行为的“源头”，竟然来自执法者本身。本应防止犯罪的人，成为犯罪的策划者；本应保护未成年人的制度，反过来利用了他们的脆弱。
这场看似完美的“执法秀”，最终还是露出了破绽。案件在后续调查中被发现疑点重重，电子烟来源异常、出警时间过于“精准”、涉案人员之间关系异常。当这些细节拼接在一起，一幅完整的图景浮现出来——这不是执法，而是一场策划。
2026年4月25日，南京市六合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马副所长，被认定犯“欺骗他人吸毒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徐某等共犯，也分别获刑。法律给出了回应。
一名副所长，从执法者变成罪犯，本身就是对法律权威的一种反讽式修复。但如果只把问题归结为“个别人员道德败坏”，那就太简单了。是什么，让一个执法者觉得“制造案件”是可行的选项？答案并不复杂——考核指标。
在所有讨论中，最容易被忽略的，是那6个孩子。他们不是抽象的“样本”，而是真实的人。他们被诱骗吸食不明物质，被警方当场控制，被记录为“吸毒人员”，承受身体与心理的双重冲击。结果还得不到任何实质的赔偿，而对未成年人来说，这种经历的影响，会影响他们的整个人生。
这起案件最令人不寒而栗的地方，在于角色的反转。警察，本该是盾牌。但在扭曲的情境下，它变成了利刃。这把“利刃”，并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在长期的制度压力与错误激励中，被一点点打磨出来的。五年的刑期，可以惩罚一个人，但难以改变这个积习难改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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